在香港的一家NewsLink连锁书店买到的台湾联经版《灵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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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以前，如果你随便问个中文系学生：高行健是谁。估计回答的是：你弄错了吧，应该叫高仓健！如今再问，恐怕会被人耻笑没文化。现在这个问题被解答了，正确的答案是：法籍华裔中文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灵山》是一部以中文写成的小说。混乱和不安在疑惑的同时弥漫了整个华人世界。混乱的原因同样纷纷芸芸，或者因为期望的落空，或者因为无法诠释，但总的说来，主要是因为定位上的模糊。说是中国人获了奖吧，那口抑郁了许久的闷气却好象吐不出来，因为前面挂着法籍两个字呢，这两个字说明人家已经是法国公民了，与中国压根扯不上关系。可说与中国无关吧，却明明是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华裔作家，一部用中文写就的作品，而且里头的东西，大概只有中国人才能完全看出滋味来。不安的情绪主要来自官方的，而且这种情绪马上通过意识形态和行政指令表达了出来。包括报纸的报道，包括中国作协的态度，包括封杀他的作品。之后，便是大部分人的缄默，习惯性的条件反射似的缄默。

　　缄默，并不能掩盖事实，也不能改变事实，更不能有助于现实。其实，大家都明白，确确实实是一个中国人在2000年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成长在我们的国度，他用中文写作，他在不得已的时候选择了逃亡，加入了他国国籍；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台上选择以中文作了长达45分钟的演讲，他在发言中每一个字都是念给遥远的祖国的。在外国人的眼里，他也是一个中国作家。法国爱克斯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诺埃尔.杜特莱在《一个人的圣经》序言中说到，“人们终于得到了这世纪末中国小说的伟大之作......还有一个事实是，他是一名中国作家的同时也是一名对现政权持有异议者，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不能见容于当局的原因。”

　　既然是一个中国作家，至少称得上中文作家，虽然他的政见不同，但并不意味着他背弃了这个国家。实际上，他自称厌恶极了政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是个艺术家，对政治深深厌恶。我也没有什么政治使命。我帮助不了中国，但我要保留批评的权利。有人说我悲观，我认为这是明智。”他宣扬的是一种超越政治影响力的恢复了本性的“冷的文学”。他同时在演讲中说：“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让社会扼杀而求得精神上自救的文学，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他说的这些其实反映了长期禁淫在政治氛围中的国人的反“政治”的意识。对政治束缚的逃脱，便是对个性伸张的追求。而这这种追求竟然以“生活在别处”为代价。可以想见，虽然他未曾有一刻背叛这个国家，却深怀失望，或者愤怒。

　　综观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名单，疏漏颇多却鲜有错误。换句话说，不是所有最优秀的作家最终都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却都是第一流的作家。高行健先生的作品此前虽然不为我们一般读者所熟悉，但恐怕原因未必在于作品的水平问题；同样的，高行健先生获得此奖项为很多人所不理解甚至尴尬以至愤怒的原因也并不在于他的作品。关于他的作品，自有评论家来评价，但无论怎么评价，只要是不用有色眼睛，总归还是要承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的。而对于一位在世纪末为中国（中文）文学带来无比荣誉的作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容忍？即使将他作为持异议者，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异议者，那又说明了什么？

　　遗憾的是，高先生获得诺奖的消息一经传出，文化界的、非文化界的、学中文的、非学中文的，各色人等立马统一了口径:“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就凭他？”。中国文人相轻不是秘密，但打着“政治”的旗号如此明目张胆地用攻击来对自己无比自卑的内心进行自慰却少见。丘吉尔曾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而浩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却容不下一个高行健，这是否能算是这片土地的耻辱呢？

　　诺贝尔给了高先生公正的评价，但多少人仍旧以各式各样的理由拒绝，甚至有的理由看似理直气壮。但我知道，我们实际上正在对一个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伟大篇章的人物进行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拒不出版他的获奖作品以及继续进行不公正的评价。在近几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里，这种集权统治对文学的亵渎并不鲜见，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对独裁的愤懑离开了人世，索尔仁尼琴抵抗住了压力回到了新生的祖国获得了英雄般的欢呼。而远离故国13年多的高行健，你会步帕翁的后尘还是追随索翁的脚步？你可曾在夜深人静时遥望着东方，流下乡愁的眼泪？